[内容提要]鹤发慈颜、雍容优雅。当绪方贞子在院长吴建民陪同下走入“外交论坛”时，掌声雷动。联合国难民署前高级专员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的身份——尤其是前者，她那以博大、坚毅的母性之爱掌控全球难民安置事务的风云传奇，使之赢得了有“中国外交官摇篮“之称的外交学院师生的热烈欢迎。

        我在日内瓦时，就经常观察绪女士的一举一动20世纪90年代的难民问题非常严重，危机接连不断地发生。绪方女士工作非常努力，每天早上很早上班，晚上总是最后一个离开。难民问题常令人绝望沮丧、无所适从，但绪方女士的解决方案却令日内瓦联合国办公室的大使们刮目相看。她是日本人，深受东方文化的熏陶，擅长与人交流，既有说服力、又有亲和力。可以说，她非常具备‘软实力’!”

前外交官吴建民的开场白和其后的总结为我们高屋建瓴的勾勒出绪方贞子的国际形象，感人、逼真、活灵活现。外交官之间的赞誉总是恰倒好处、惺惺相惜。

“日内瓦的各国大使有时聚在一起，谈到联合国各专门机构的领导时，大家一致认为绪方女士是最成功的国际公务员之一。她的表现非常出色。当我们分析她之所以成功的秘诀时，意见总是难以统一。今天听了绪方女士的讲话后，我觉得她的成功可以概括为四个词。

一是眼光。她说，当今世界的发展除了合作以外没有其它选择。我相信她是对的。当前，世界呈现两股潮流，一股是和平、合作、发展的潮流，这是日益成长强大的主流；另一股则是冷战和冲突的潮流。相信两股潮流较量的结果将决定21世纪人类的未来。中国人坚决支持第一种潮流，这也是胡锦涛主席去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向全世界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原因之一。绪方女士的眼光就表现在她能够准确判断世界的主流。

二是激情。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绪方女士在谈到联合国难民署和难民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强烈热情。如果一个人对工作缺乏激情，我敢说他决不可能出色完成任务。激情来源于对受难者的恻隐之心，也是绪方女士义无反顾奔赴战争前沿的原因所在，同事们对此钦佩有加。

三是谦虚。她总是做好倾听的准备。如今的世界，有太多的误解。有些时候，误解来自充耳不闻。将来如果同学们走出国门，开创新的事业，一定要时刻做好倾听的准备。理解他人的文化，才会有更大的发展。

四是敬业。她是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人，甚至表现在为今天的演讲做准备中，她毫不懈怠、一丝不苟，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我的家庭是东京的一个外交和政治世家。儿时随母亲学习日语、英语，童年在美国度过了5年时光，后来在中国生活了3年。回到日本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乱年代。1951年大学毕业后，在华盛顿特区乔治敦大学攻读国际关系专业，获得硕士学位。在乔治敦大学的耳濡目染培养了我对外交与公共事务的兴趣。开放、包容的美国人和自由、活跃的学术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人领导世界的信心几乎可以从空气中闻到。作为留学生，我亲身感受到美国的实力、民主、进步与开放，在这种国际化的氛围中向所有人学习，这种经历令我永生难忘。正如我的大多数朋友在国外留学后开始关注国内文化一样，华盛顿的经历使我对日本更加好奇。回国后，我在东京大学一位德高望重的历史学教授指导下攻读日本外交与政治史。此间，我特别关注日本对亚洲实行扩张主义政策、引发战争、直至战败的根源所在。

一、职业生涯的开端

1956年，我以助理研究员的身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学院）继续深造，加深了对亚洲政治关系的认识，巩固了政治研究的理论基础。伯克利学院的自由学术气氛再次激发了我汲取知识的热情，但由于父亲身体每况愈下，两年后我便回到日本，完成了关于日本制定对满洲军事干涉政策的博士论文，题为《在满洲的挑战：日本对外政策的形成，1931—1932年》，专著于1993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我主要分析了日本制定扩张主义政策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意识形态、而在于不负责任的国际制度。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非但没有实现“促进国际合作”的目的，反而加剧了国家之间的隔阂，不断固化的孤立状态使日本平民代表和少壮军官做出了挑战满洲的选择，最终却在大规模战争中遭受挫败。这本书目前仍被列为美国大学历史、国际关系和亚洲发展问题的参考书。

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直接伤害了我的家人，并改变了我们的政治观念。外曾祖父犬养毅时任日本首相，对孙中山等亚洲革命志士报以极大同情，曾协助他们避难日本。“九·一八”爆发后不久，1932年5月15日，他被海军军官暗杀，史称“5.15事件”。这标志着日本向军国主义前进了一步。

1964年是我教师生涯的开始。当时我已结婚生子，在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担任讲师，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别讲授历史和国际关系理论。“亚洲国际关系史”这门课讲述的是从鸦片战争到朝鲜战争一个多世纪中，亚洲各国及其与其它地区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在此期间，我对日、美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进行了民意调查，并用日语写成了《满洲事变及其政策的形成过程》一书。

二、“意外”步入联合国

1968年夏，日本政府推荐我参加日本驻联合国代表团，这令我很吃惊，因为1956年以来日本派驻联合国的代表都是不同凡响的人物，而我当时只是一个毫无阅历的大学讲师。联合国与日本外务省商定推选一位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女性代表，于是我被选中了。这是我一生中众多“意外”中的一次，我的感悟是：人生往往不能计划，人应当随时做好接受意外的准备。于是，全家人通力协作，帮我照看两个孩子。我也从此离开大学，步入联合国。1968、1970和1975年，我曾三次担任日本驻联合国代表，1976－1979年任日本驻联合国特别使团团长。

任满后，我重返大学，担任日本上智大学教授。除历史以外，还介绍国际组织及其制度九·一八、举办学术讲座和研讨会。同时，我承担一部分行政工作，先后担任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和外语系主任。

三、接触人权保护工作

1979年，大批柬埔寨难民涌向泰国，造成亚洲难民危机，日本外务省委任我为柬埔寨难民救济情况视察团团长。我带领日本使团前往泰柬边境援助柬埔寨难民，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难民的生活，被当时的场面震惊了。老人们筋疲力尽，有的坐着、有的躺着;孩子们却在周围跑来跑去，有的踢着易拉罐，有的放着纸做的风筝、飞机。这是我对难民的第一印象：心灵创伤最深的是老人，他们的痛苦是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所不理解的。

后来，我成为日本首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代表。为进一步了解人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国家行为对公民待遇的影响，我加入日本几家政策咨询机构和智囊团，并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设立合作研究项目，进行了有益的交流。我曾与陈启懋所长就历史上和未来的经济、政治发展问题坦诚地交换意见，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开展多层次研讨活动。我一直非常珍视与中国学术界同仁建立的友谊。

十年后，我又回到大学，将研究重点转向史实介绍。通过对中日双边和多边外交中国内影响因素的观察以及对中美、中日邦交正常化过程的研究，写成了《日中、美中邦交正常化之比较》一书，并由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这成了我的收山之作。这本书从国家间政治结构的角度分析国内形势的复杂变化，仍适用于中日关系的发展。

此后不久，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定我为特派员前去缅甸了解当地人权状况，这是我承担的最棘手的任务之一。缅甸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传统，相对而言是个比较闭塞的国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长久以来一直希望与缅甸就人权问题展开对话，而这一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我身上。我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开辟了一些对话渠道。

四、“意外”担任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

无巧不成书。在缅甸期间，我偶然得知刚上任10个月的挪威外长、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辞去了职务。更出人意料的是，我便被指定为他的继任者，负责将未完成的谈判和磋商继续下去。于是，我从1991年2月开始担任联合国难民书署高级专员，成为常驻日内瓦的国际公务员。此前，我至少花了一个月时间修改论文、辞去上智大学所有教学、行政工作，告别了我的学生、家人和老友，开始结交新朋友、接受新任务，我的职业生涯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一生中最大的转变。

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职位是1950年设立的，目的是向难民提供保护和协助，寻找解决难民问题的途径。1951年，联合国颁布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简称《难民公约》），并正式成立了向难民提供救助的国际机构——联合国难民署，确立了国际法上的难民保护标准，改变了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履行职责时无章可依的状况。

1991年，世界走出了冷战的僵化格局。随着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人员和货物的跨境流动增多，地区和国家种族主义、分裂主义武装冲突不断。从这年开始的10年中，我担任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发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原来在东西方冲突中离家出走的难民，如南非、中美洲的难民，终于有了合家团聚的希望；另一方面，随着冷战期间美苏控制力的消失，很多地区出现了种族主义和分裂主义暴力倾向。因此，在我看来，20世纪90年代最大的特点就是国内冲突，这使联合国的难民救援工作难度增大。过去，难民为躲避本国迫害逃往国外，联合国难民署有权向跨境难民提供保护。但在国内冲突中，难民并没有跨越国界线，这就使得保护和救援任务艰辛且充满危险。

在亚洲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难民遣返和印支难民安家问题。此前，亚洲民族解放战争中出现了300多万难民，而我上任时的回国难民却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以柬埔寨为例，柬埔寨难民返乡、进行全国大选及重建家园的一系列活动是在联合国驻柬埔寨过渡时期临时权力机构的组织和监督下进行的，我的任务是协调36万柬埔寨难民年内安全回国，使他们能够行使投票权，组成制宪会议。柬埔寨边界有很多地雷，为确保难民回国途中的安全，我参加了排雷工作，那也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起初，我们漫无目标，不知从何下手，后来得知两家英国公司正在协助非洲的排雷工作，我们立刻赶往现场拍摄，学习相关排雷技术，并到各地搜集布雷图，在排雷过程中常挖出被地雷炸断的假肢。由于不可能把柬埔寨边境所有要塞和战场下的地雷全部排除，我们将目标限定在柬埔寨难民回国的必经之路上。尽管排雷过程危险重重，但最终保证了回国难民的安全。

后来，我着手处理越南船民的遗留问题。大批越南船民涌入东南亚国家并定居下来，至少140万到达美国，约26万（华裔）落户中国，还有一些去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法国。据我所知，这是冷战后亚洲首次大规模难民潮。他们的定居遗留下很多问题，如滞留香港者去往美欧就遇到强大阻力，根据香港的“甄别政策”，滞港船民属于“非法入境”者，只能遣返回国。然而，当时越南经济一筹莫展，遣返并非上策。后来，在协助大部分船民回国的情况下，我们千方百计为其它船民创造了定居条件。越南船民问题解决后，香港发生了一件大事，即“1997年香港回归”，中英两国政府共同邀请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人员参加庆典，那激动人心的一幕令我至今难以忘怀，它改写了亚洲史乃至世界史。

从一定程度上说，印支难民问题的解决拉近了国家间的距离，加深了各国对彼此人权及难民问题的理解。1981年，日本政府签署《难民公约》并收容了一万名印支难民，这是日本历史上的大事，标志着日本朝着向世界开放、与各国融合的良性方向发展。中国政府1982年成为《难民公约》的签字国，紧随其后的是菲律宾和韩国。目前，难民保护制度已在亚洲初步确立，下一步是强化和约束难民的资格申请和入籍程序，以便以适当方式向难民提供庇护。

同时，世界各地——尤其是伊拉克北部、巴尔干、非洲等地——都出现了难民潮，总人数约有100万。如此巨大的难民潮如果涌向边境，必然会引发灾难重重。海湾战争爆发后，联合国难民署大约用了10年才满足了伊拉克难民危机中各方的要求。

库尔德人分布在5个国家，涉及纷繁复杂的民族和种族问题。难民问题是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过程中产生的。联合国安理会要求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伊拉克却拒不执行。于是，联合国派出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主的多国部队解放科威特。不料，伊拉克后院起火，库尔德人发动叛乱，形势日渐严峻。伊拉克政府的武力镇压致使大量库尔德人到国外避难，约100万人逃往伊朗，45万人逃往土耳其，由此引发了一场难民危机。联合国难民署在难民保护工作上遵循“不推回原则”，因为将申请避难人遣返迫害国无异于把他们重新推进火坑。库尔德人在去往伊朗的路上没遇到太多障碍，但土耳其和伊拉克边境是山峦叠嶂，要进入土耳其必须翻山越岭。况且，土耳其国内已形成某种意义上的种族平衡，因此，库尔德人显然是不受欢迎的。最后，多国部队阻止了去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为他们在伊拉克北部建立了一处“安全区”。这使我再次陷入两难：将库尔德人遣返伊拉克意味着打破“不推回原则”，同意他们越境进入土耳其也不现实。考虑再三，我终于选择了前者。因为伊拉克北部“安全区”对库尔德人来讲相对安全，但如果去土耳其，山地的恶劣气候可能致他们于死地。于是，我们在“安全区”为他们提供了住房、食宿等生活保障，保证了他们的安全。

从库尔德问题中，我们吸取了两个教训：首先，难民工作需要强有力的军需保障，因为救援物资需要用飞机空运到伊朗、库尔德斯坦等地；其次，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之所以不能控制局面，是因为紧急情况下没有可以调动的人员，而多国部队则可以快速派遣大批兵力到指定地点。这对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来说是一大挑战。在此期间，我曾前往华盛顿会见老布什总统，只为向他提出一个请求：不要撤退多国部队。这对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来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要求，因为他们不喜欢军队，希望离军队越远越好。但我的理由是，尽管伊拉克北部的军队希望撤离，但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联合国难民署最关注的是从伊土边境返回伊境内难民的安全，因此需要多国部队的协助。布什总统说：“我们理解你的处境，但美国的驻军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我们不希望被谴责为帝国主义。”这段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尽管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安全区后来的安全形势发展良好、政治权力机构平稳运转，但难民工作没有可支配部队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为此，联合国为难民署调拨了一支快速反应部队，训练营救难民的高素质官兵，平时接受运送物资及相关训练，在营救巴尔干和非洲难民的行动中表现出色。

在南斯拉夫联邦解体后独立的5个国家中，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族为争夺领导权自相残杀，进行“种族清洗”，造成种族迁徙不断、国内斗争频发。为将救援物资送达波黑首都萨拉热窝，难民署组织了有史以来飞行距离最长的空运，然后用卡车将物资运到已进入欧洲境内的80万难民手中。后来，迁徙难民总数达到400万，保护难民的任务异常艰巨。由于各种武装力量错综复杂，随时可能将战争引向巴尔干，救援人员必须冲到危机最前沿，向难民提供食品、邮件、报纸、药品等物资。尽管援救行动并不完美，但毕竟制止了冲突的再发生。遗憾的是，工作人员尽管为人道主义事业贡献卓著，却只能提供物资和救助，不能解决根本的政治问题。

非洲则是另一番景象。巴尔干地区至少有欧洲、美国、联合国甚至北约的参与，但非洲事务却得不到任何大国的关注，无论是军事的还是政治的，所谓“大国战略利益缺失”。最大的难题则是非洲大湖区的种族灭绝活动，卢旺达内战中的种族大屠杀就曾迫使两百万图西族人逃往邻国刚果。由于被打败的士兵逃进难民营，力图东山再起，结果使难民营面临军事化。武力是很难将士兵与平民分开的，加之卢旺达还支持刚果境内的叛乱分子，这增大了对难民营的瓦解力度。经过努力，卢旺达重新建国，刚果也克服阻力完成了大选。这一地区的战乱终于平息，战后重建工作也有所进展。

联合国难民署高极专员的职责不仅是战时保障难民的安全，之后仍要继续人道主义工作。内战中要组织紧急抢救行动，停火时立即进行和平重建。无家可归的难民希望回家安心生活，但各种矛盾尚未完全缓和，战后形势往往不容乐观。在巴尔干内战中，联合国派出由三万人组成的维和部队，阵容已经很强大了，但内战临近结束时，北约却派出了由六万人组成的部队。内战后的安全维护实非易事。此外，还要建立政治机构，设立政府管辖各部部长。要接触该地区的武装力量、遣散军人、合并军队，为难民购置居所，并保证他们能够享受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最难的任务莫过于促成内战中彼此伤害的人民之间达成和解。和平重建与战时援救之间很难实现过渡，这使我一直耿耿于怀。

令我释怀的是，联合国终于就此达成了广泛共识。2002年，联合国在阿富汗顺利实现了从战时援助向和平重建的过渡，树立了和平重建的成功模式，一度成为备受世人瞩目的焦点。尽管阿富汗当前仍面临严峻的安全问题，但至少已处在和平重建阶段。2005年，联合国60周年世界首脑峰会同意设立“和平建设委员会”，这表明联合国已经在帮助经历战乱的国家和平重建问题上达成共识，有利于动员联合国成员国以及地区组织齐心协力提供帮助。2003年，我担任致力于战后和平重建工作的国际协力机构（JICA）理事长，看到和平重建工作发展迅速，感到非常欣喜。

在国际协力机构与中方举行的一次正式访问中，我有幸到中国西部省份参观了有关环保的防沙护林带工程、有关社区建设的扶贫工程等，为中国过去20年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所打动。国际协力机构愿意在中日合作关系的框架下、从国际需求和中国具体目标出发与中国合作。

结 语

经历了多次联合国救援行动，有人问我是否悲观、痛苦或彷徨过。当然，绝望的时刻出现过很多次，但我和我的战友总是从对现实的强烈感触以及挽救生命、拯救人性的重要性出发采取行动。我们深信这些行动是有意义的，因此尽全力去做。在全球化的今天，人、货物、资金在国家甚至国际边界间流动频繁，移动电话带来新一轮信息传播革命。中国的机动车辆和电信发展速度也是20世纪80到90年代无法想象的。国家无论强弱、人民无论穷富，都不可能不受到其它地区发展的影响。暴力冲突、金融跌价、环境污染、流行疾病等，每天都在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对人类的生命和生活起到破坏性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讲，在今天高度发达的世界上，由于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提高，人类变得越来越脆弱，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合作机制。在当前相互依存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利益可以在不考虑别国利益的前提下获得。整体而言，亚太地区尤其是日本、中国以及东南亚人民的未来福祉取决于推进安全与繁荣的共同努力。了解他人和他国的价值观与切身利益具有深远的意义。在21世纪全球化浪潮中，希望青年一代心系和平与繁荣，投身到促进国际合作的伟大事业中去。